【学术自述】从方法到价值：自我民族志的书写与反思

《体育与科学》微信公众号，近几年推出一系列的新栏目，得到读者的关注，我们已有一万五千多粉丝，这是一个庞大的阅读群，对传播学术思想有积极意义。为此，我们筹划了数月，利用微信公众号的传播影响力，做《体育与科学》杂志发表论文的二次学术推广。这个新栏目叫“学术自述”，学术自述包含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1.论题是如何产生的；2.在学术梳理中呈现与相关文献的学术史呼应；3.研究视角，方法解决论题的有效性，模型与假设，材料的组织，如何把数据变成证据，做材料分析的理据，等等；4.做研究的知识准备、理论修养，以及为了论题分析读了哪些重点书籍，相关的重要文献。这份学术自述充分展示了论文中无法呈现的精彩，是画外音，是“后厨”，是那些打动过自己也可能感染别人的学术情愫，更是一份在学术之路上努力的确证。新栏目从2020年《体育与科学》发表的论文做起，计划每周推出2次，每次推出一篇，根据“学术自述”来稿的时间先后，一一发表。

    杨 茜

    成都体育学院

    研究方向为体育新闻与传播

各位读者，大家好，我是成都体育学院的博士生杨茜。《媒介、受众与权力：一个女性体育迷的自我民族志》一文有幸发表于《体育与科学》2020年第3期。我将从研究方法、知识准备、学术史勾连、价值追求和研究不足五个方面，谈谈该论文的产生和写作的思索。

一、研究方法

此篇文章在发表之前曾参评过一个博士生学术论坛，当时的点评老师对该论文的评价为：这是我近几年看到的特别有意思的一篇文章。那么就让我从方法选择的角度进入这篇论文吧。

目前，自我民族志在国内并非一种常见的研究方法。在CSSCI文献库中以此方法写就的论文仅有十篇左右，更多的是对该方法的综述或评价。而我觅得该方法实属际遇。在一次闲逛深受“后浪”青睐的某视频网站时，我发现了一位美国人类学教授讲述自我民族志的视频，该教授说这种方法可以用于阐释自己的故事，这立马勾起了我浓厚的兴趣。对于我来说，自我民族志是一种潜在的新方法，但将“讲自己的故事”作为一种学术方法又让我踟躇不定。

随后，我查阅了自我民族志的文献，了解到自我民族志是对自我经历梳理的质化研究方法，但这并没有完全打消我对此方法合法性的顾虑。很多经典民族志教程都提到需要对研究对象进行至少一年的观察，而我与自己相处显然远超过一年。如果说民族志是对外在于研究者的对象进行观察，那么自我民族志中的分析材料则是研究者与自己对话，并抽取和研究主题相关的自身记忆。在抽取过程中，学者应以自己的学术人格为研究背书，也就是不能只选取具有某种取向的材料；也不能故意歪曲事实以迎合预设的叙事。为了避免上述问题，自我民族志可以像民族志一样引入交叉核实的视角和证据。这打消了我使用自我民族志的疑虑。下面需要解决的就是讲什么故事了。

在我的故事中，作为一个女性体育迷，经历过以及正在经历一系列身份困境，我对于体育这一个人爱好都不能完全自主掌控，这说明我受到隐形、日常、流动的权力规训。我的生命体验成为了支持关于女性体育迷受到权力宰制并不断反抗权力的证据。这种思考也帮助我实现从生活体验到理论视角的跃升。

二、知识准备

导师在了解了我的研究构想之后，推荐了郭建斌的论文《在场：民族志视角下的电视观看活动——独乡田野资料的阐释》，并告诉我在动笔之前研读这篇文章，体会怎样利用“个人—家—国”的主线串联和阐释独龙乡乡民电视观看行为中的权力控制，可是我并未得其精髓，而是将学习的重点放在作为方法论的自我民族志上，用方法论代替理论，造成了理论的真空，第一次尝试失败，这是对我关于权力的视角初衷的“背叛”。问题被指出之后，我又矫枉过正地塞入了过多理论，包括仪式传播观、场域理论、存在主义、社会诗学等，但是由于缺乏对“我的故事”所产生的研究问题，上述理论未能整合为有意义的系统，此时论文陷入了僵局。

正在愁苦之际，我再次回到深耕权力这一主题的路径上。于是，我首先阅读了Michel Foucault: Beyond Structuralism and Hermeneutics（《米歇尔·福柯：超越结构主义与阐释学》），以期与大师本人就权力的观念对话。然后，我阅读了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Feminism in Philosophy（《剑桥女性主义哲学指南》），该书从哲学视角探讨了女性主义。同时，我还阅读了关于女性体育迷身份的专著Women Sport Fans: Identification, Participation, Representation（《女性体育迷：身份认同，参与和再现》），以了解文化研究范式中女性体育迷研究的主要理论和议题。

上述论文和著作帮助我勾连了研究对象和理论，也构成了本研究的理论脉络和逻辑框架，其他文献则从不同面向进一步解释我的经历和论证我的观点，它们共同组成了本研究的学术来源。我将以这次适配理论线索的过程提醒自己，方法只是研究的一部分，无论多么新颖，最重要的选择标准是和理论一道为研究所用。

三、学术史勾连

说来惭愧，编辑部让我谈谈本研究与学术史的关系，我才有机会说明这其实是本文的一大不足。本论文指出：“该自我民族志的理论贡献在于发展了对权力永恒性的认识，指出与权力相伴的反抗也是永恒的，是构成女性身份的重要路径。”虽然女性体育迷在中国并非一个热门研究话题，但是在国外却有较多研究成果，确有研究指出权力抗争是女性体育迷身份建构的重要手段。本文缺乏从学术史视角的考察，特别是本研究的地位和与其他研究的关系，这是这篇文章最大的遗憾。

当时，经过与导师的反复讨论和根据前期的理论准备，我最后确定的研究进路为“女性身份—女性体育迷—权力”，也是文章最后呈现出的研究脉络，这也表明自我民族志应该为具有理论结构的学术叙事。就像找到打开驱动研究的钥匙一般，论文修改才“柳暗花明又一村”。

美国心理学家、女性主义学者吉利根（Carol Gilligan）指出女性身份被定位为照料者，这与体育的内在气质不符。女性进而被认为异构于体育。即便有的女性突出重围成为体育迷，但她们在体育迷群体中仍处于附属地位。女性主义体育学者哈格里夫斯（Jennifer Hargreaves）认为男女差异性将女性体育迷群体标识为“局外人”和“他者”。这展示了一幅福柯式权力结构的图景。因为福柯认为认识权力关系需要通过对立的策略。而回看我所亲历的故事，除了并列的对立，还应该从科层的高低来考察权力。虽然这样的研究指向缺乏宏观的学术史视野，但是沿着特定理论逻辑仍可以析出亟待论证的理论创新和研究问题。不过，这也提醒我今后的研究需具备学术史意识。

四、价值追求

国外自我民族志教程介绍到自我民族志和其他个人化书写的不同在于：（1）对文化和文化实践有意识地评论或批评；（2）对现有研究的理论贡献；（3）有意识地接受“脆弱”；（4）创制一种对观众互惠的关系以做出回应。以上要求构成了本文的方法论准则。

在文化意义层面，通过对我和我的家族成员在不同阶段、不同场景中体育迷经历的记录，我提出了对父权制、阶级差距、性别主义、媒介入侵个人生活等现象的批评。为了保证自我民族志的客观性，我还交叉核对了其他信息来源，包括他人的记忆和我的数字印记等。在理论贡献层面，本文试图对福柯权力观作出补充。在身份“脆弱”性层面，本文体现出我在家庭、同龄人、媒介场域中经历的权力规训和身份反抗。

我并不止于上述观察和书写，因为自我民族志还需要提供能由个人生命史推及群体乃至社会的有益经验，也就是综合方法、理论、具体研究实践，得出某种价值追求。因此，在普惠意义层面，我提出了反抗实时“在场”应该是女性主义追求的样态。对于生活在高度媒介化社会的现代人，我提出应该通过社会诗学想象力延展自己的生命意义和审美体验。我认为价值的提炼是自我民族志书写的一大难点，研究者应该以个人经历桥接群体乃至社会生活，提出有益且基于论证的建议。但自我民族志范式之下的价值追求在一定程度上似乎难以摆脱主观性，也许也正是这种主观性给与研究一种人文主义光韵。

五、遗憾与不足

《体育与科学》编辑部与我约稿撰写研究自述的过程也是我对这篇文章进行反省的过程。文章除上面提到的缺乏学术史的梳理以外，还存在以下不足，如：本文题目中给出了三个关键词分别为媒介、受众与权力，但价值反思却只有针对媒介使用和权力抗争；对社会诗学也并未透彻论证，且可能因为过于形而上而显得有些牵强。

杨茜.媒介、受众与权力：一个女性体育迷的自我民族志[J].体育与科学,2020,41(03):7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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